[转载]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
信息来源：邪恶八进制信息安全团队（[url]www.eviloctal.com[/url]）编者：伯烈特 史宾斯
译者：黄进发
[b]导读：探索经济学“大师”的心灵
前言
第一章：刘易斯（W．Arthur Lewis）
第二章：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第三章：阿罗（Kenneth J．Arrow）
第四章：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
第五章：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第六章：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
第七章：托宾（James Tobin）
第八章：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
第九章：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第十章：索洛（Robert M．Solow）
第十一章：夏普（William F．Sharpe）
第十二章：科斯（Ronald H．Coase）
第十三章：诺思（Douglass C．North）
谢辞[/b]
[b]导读——探索经济学“大师”的心灵[/b]
吴惠林
尽管诺贝尔奖的设立，传说是诺贝尔为了赎其发明炸药，以致成为可怕的杀人武器之罪而拨款成立的，但获颁港贝尔奖者无疑被世人极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羡慕是很自然的，而得奖者也大都认为得奖是一生至高的荣音。尽管经环学奖并非诺贝尔本人所设，而是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在1968年出资创设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零开始颁发，其间也常有反对的“异声”出现，但诺贝尔经济学奖仍被世人极度看重，尤其在经济学界更被尊为无上成就。尽管诺贝尔原先希望奖励的是特殊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个人，但不可可认的是，成就是附着在人身上，终而似乎反客为主，世人倒反而较在乎得奖人。
因此，对于有幸获奖者，其身价“暴增”，世人也往往认为他们高人一等，甚至是无所不能，这在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得奖者身上更是明显。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1974年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A.Hayek）在受奖宴席上会这样说：
“……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们。……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影响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在经济学家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
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家的成就，使之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谦虚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术以外对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求受奖者谨记住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马歇尔（A．Marshall）的一句严正忠告：‘社会科学者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大捧之时，灾祸亦将随之。’”
哈耶克有感而发的这番话应不只是说给得奖者听，也特别告诉普通大众，尤真是新闻从业者，不要将他们这些得奖者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超人。我相信哈耶克也应在吿诫他自己时刻紧紧守住分寸，以免过度膨胀，毕竟凡人都很难抗拒被捧的诱惑！不过，正如哈耶克所说，经济事务关系人生，千头万绪难以弄清，一旦提出错误建议而化为政策施行，危害大矣，而被奉为上宾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具此种条件，他们的话最易被视为真理。
真正的经济学家
已故的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先生曾被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分成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他说这三种人都同样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在讨论经济问题，很自然地把他们都叫经济学家，但实则有显著区别。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顾名思义大多是受雇于别人或某一集团，而为那人或那一集团的经济利益辩护，或者只是为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
经济工程师是怎样的人？工程师而冠以“经济”二字，我们就可想像到：他们的专业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破。他无视于，至少是轻视了公共经济事务是千千万万的行为人、形形色色的主观意志表现。各个人的主观意志，毕竟不同于既定的、客观的存在，而可以规格化的物料。工程师的专业是在利用工程学的知识，就这样的一些物料预先作成一个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这个模型来建适一座壮观的庙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条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东西不同，而有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些不同的称谓。称谓尽管不同，他们同样地都时利用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制作他们预先设计好的东西，至于被冠以“经济”二字的经济工程师。则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共经济事务。
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起码应有以下的认知：必须了解其所关心的“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行动和本能的反应。但委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能。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于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决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行为，而互动，决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那么，非团队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闹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便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日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真万一的。即便在将来更高科技的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和。之所以非团队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如果用亚当·斯密（A.Smith）的话讲，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哈耶克的活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味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以“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只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除三障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扰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这些论点用到经济领域来讲，那就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就是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挠。
在这三种分类下，夏先生曾就迄1988年的二十六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评论说，并不全部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甚至就他们的思路来说，有的只可说是顶尖级的诺贝尔工程师，当然这些得主应不至于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
鼓励思想的原创性
我认同夏道平先生的说法，也当然不否认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个与业领域的佼佼者，只是觉得诺贝尔的性质应该是非常特殊的，在经济学层面更宜将奖颁给“思想”上具原创性贡献者，也不一定非得每年都给不可，否则会将此奖的价值往下拉，基至于与其他一般奖项的地位相同，如此就相当可惜了。话虽如此，获颁诺贝尔经济奖者当然在其从事的领域上都有突破性的贡献，至少，会有“成一家之言”的成就。关于他们为何会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是否与他们的家庭、天赋资质、成长环境有所关联？是否一般人也可以“有为者亦若是”？由当事人自我剖析应该比较恰当，也较为真实，尤其这些被尊为大师级的人物应不可能过于自我吹捧才是。那么，到哪里去戎这种自述呢？我们知道，这些人日理万机，尤其戴上诺贝尔奖桂冠后，身价暴涨，时间也更紧，连接受聘请发表演说都很困难了，遑论提笔为文写自述这种琐事！由此观之，这本《诺贝尔之路——十三历经济奖得主的故事》就显现真难得的价值了。
因为这本书是十三位得奖者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为题的演讲词结集，每一篇都是当事者亲自现身面对无数听众讲述其心路历程，看罢各文真有如沐春风、亲临其境之感。每位演讲者虽然并非都从小就立志走上经济学之路，反而是偶然加机缘的成分较高，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那一场世界经济大恐慌，不论是让他们的家境陷入困境，或由该事件所造成的灾祸之冲击而急于了解大恐慌的原因，是好几位得奖者攻读经济学的触媒。至于求学过程往往得到良师引导，这些良师主要是启发他们的思考，激发他们内在的潜能，培养他们向权威挑战、寻找新的突破，非填鸭式的教导。虽然，这十三位几乎不同领域，但却都强调知识的累积，以及同行、师生间相互脑力激荡的重要性。经济学专业读者固然会对这些得奖者之重要贡献的来龙去脉兴味盎然，就是外行人虽可能不明其内涵，却仍可获得新知的脉动。说实在的，十三位大学者就同一题目演讲，功力的高低无疑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也提供读者评比的一大乐事。不过，读罢十三篇自述，不知读者们能否就上述夏道平先生所作的三种分类，将这十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归类？哪几应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哪几位是经济工程师？有没有等而下之的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呢？
（本文作者为中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b]前言[/b]
本书包含十三位杰出人物的生平自述，他们之间有下列三项共同点：首先，都是经济学家；其次，都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都到过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的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亲自讲述个人的生平事迹。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由诺贝尔（Alfred Nobel）本人所设立。1901年，依据他的遗嘱所设立的奖项只有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及和平等五种。诺贝尔希望奖励的是特殊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个人。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是对重大“发现”（discoverty）、“发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给奖。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三百周年，出资创设了一个新的奖项：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Central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of Alfred Nobel），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此一新设的奖项，甚至上是比照原先的诺贝尔奖给奖标准。按照瑞典中央银行的规定，“此一奖项每年颁发给一位在经济学上具有杰出贡献，且其重要性一如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言的人士”。
至于这一系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生平自述演讲，是出自本书资深编辑伯烈特（William Breit）的构想，在他个人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曾对美国当代主要经济学家的生平与思想，投注相当大的心力进行深入的研究、教学以及著述。由于他长期以来对人物的生平及其学术研究过程之间的关联深感兴趣，因此，很自然地会想到提供一个论坛，邀请这些杰出的经济家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My Evolution as anEconomist）为题，用自己的语言以及自认为合宜的方式来发表生平自述。这样的论坛，至少可以保存一些重大经济研究成果的记录，有助于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与特点。但是更重要的目的，则是希望为有关科学发现的理论，提供重要的背景资料。
创见的引发
我们对于一些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侪所接受的过程，可以说知之甚少。譬如，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内容，有多少是反映了理论创造者的实际生活？一些对他们有影响力的老师及同事，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思想家所探讨的问题，有多少与个人的背景及当时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有关？引导他们发展出创见的最主要力量是什么？简而言之，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能发现一些引起科学界广泛注意的研究内容？举办这一系列演讲背后的重要理由，就是希望能有助于解答上述问题。
但是，要邀请哪些人呢？很明显地，在预算及时间两项因素的权衡下，我们能够邀请的人数受到限制，因此名单的选择基本上必须符合两项条件，一是宣布获奖时系任教于美国各大学，二是名单应该力求广泛，以充分代表经济学不同的研究领域、分析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如果有两位以上的共同获奖人，那么只有一位会受到邀请。1983年，我们开始规划这项活动时，共有十二位诺贝尔奖得主符合第一项条件，但有一位因为重病不能前来。接着我们按照第二项原则进行了难度甚高的筛选，把人数缩小到八位。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其中只有一位婉拒了邀约。
本书初版的内容，是1984至1985学年度应邀前来三一大学发表演讲者的讲稿汇编。受到此一专案成功的鼓舞，我请求卡尔加德（Ronald Calgaard）校长让这一系列的演讲继续办下去。本身也是经济学家的卡尔加德校长很快地答应了，此后，每年10月宣布年度得奖人时，我们就对这位新产生的美国经济学界的桂冠得主寄出邀请函，请他前来发表自述个人生平的演讲。
就在第一阶段的系列讲座结束后，连续有三位美国的经济学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5年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莫迪利亚尼，1986年是乔治梅生大学（Georse Mason University）的布坎南，而1987年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他们三位都接受了演讲的邀请，详述迈向学术界最高荣誉的历程。本书1990年的第二版就加入了这三场讲座的内容。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美国的经济学家又连续获得诺贝尔奖：1990年的夏普（系共同获奖）、1991年的科斯、 1992年的贝克尔（Gary Becker）、及1993年的诺思（系共同获奖）。他们四位也都接受了三一大学讲座的邀请。
深入浅出的麦达方式
对大部分桂冠得主而言，这样的邀请是一项高难度的任务。我们并不难理解一个人不乐意公开畅谈自己在知识发展上的成就与贡献。诚如一位受邀者所说：“我不晓得如何在虚伪的谦虚与自夸的吹嘘之间掌握分寸，这真是压力重大的事。”除此之外，这些人的专业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技术性，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很难进入他们的世界。然而，我们的演讲是对整个社会开放，内容必须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当然，这样的要求对其中某些学者是更为困难的。萨缪尔森及阿罗的贡献，绝大部分是在数理经济学的领域，克莱因、弗里德曼、施蒂格勒、托宾、夏普及诺思则擅长运用统计技术以及计量经济学（econmetrics）的分析方法，他们一向都使用属于专业领域的符号与技术词汇（technical vocabulary）来表达自己的论点。
但不管如何，各位读者仍可以发现，每一位主讲人都用了最浅显的方式来说明他们在经济学的贡献及其重要性。（本书十三篇文章的编排顺利，系按照各主讲人前来三一大学发表演讲的时间选择。）要把握阿罗“不可能理论”（impossibility theorem）的精髓，最轻松的方式莫过于亲自聆听（或是阅读）他本人的现身说法。在谈到计量经济中的模型建构（modelbuilding）的概念时，还有什么能比克莱因的演讲更清楚呢？施蒂格勒对其资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的精彩解说，让每一位对这项丰富而创新的理论感兴趣者，都能清楚领略要旨。科斯对厂商理论以及法律与经济学有深远的影响及贡献，透过他的演讲，让聆听者有更深入的认识。事实上，每位参与演讲的学者，都达成了清楚阐述这些高难度内容的目标。
每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造访，都获得难以言喻的成功。现场听众之多与理解之深，应该给予最大的肯定与赞扬。有些人甚至长途跋涉，专程来聆听大师的演讲。受邀的经济学家也都和学生及老师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在小小的接待室里、在餐厅里、在教授休息区端着咖啡、在家庭晚餐等等场合，学生和教授与这些20世纪最受肯定的经济学家交换了意见。尽管他们在经济学界备受肯定，却毫无傲慢之气，令所有和他们接触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一系列演讲还有一项重要的附带收获，那就是让我们了解，大部分当代经济学界的顶尖人物，毕竟还是有其身为普通人的一面。
回顾这些演讲的内容，你一定会对当代经济学巨流中的支流众多而感到惊讶。各位读者将会发现；这些支流经常是以不可预期的方式交错而过；观点南辕北辙的思想家却经常是师承相同的老师；在他们学术知识的创新成就上，运气、毅力与努力，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另外，这些自传性的文章也揭示了作者一些真实的心理层面，也许连他们本人也未曾意识到，不过感受性敏锐的读者却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整体而言，对美国当代丰富多彩而深刻的经济思想，本书提供了完整的全貌。
很感伤的是，本书中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已过世，他们是1984年为这系列演讲揭开序幕的刘易斯以及1985年参加讲座的施蒂格勒。他们两位都在1991年去世，谨以本书纪念他们。
[b]第一章：刘易斯（W．Arthur Lewis）[/b]
获奖年度：1979年
演讲日期：1984年9月27日
出生日期：1915年1月23日
学历：
1937年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学士
1940年伦敦大学博士
经历：
1938年一1948年 伦敦大学讲师
1948年－1958年 曼彻斯特大学（Unversity of Manchester）杰文斯政治经济学教授（Stanley Jevon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9年一1963年西印度大学（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副校长
1963年-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经济学麦迪逊客座教授（James Madiso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重要著作
《经济计划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
《经济成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成长面面观》（Som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国际经济秩序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我从来不曾想过当经济学家。家父原本希望我当律师，但他在我7岁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决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时刻，他已无从表达意见。那是1932年，我获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奖学金，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我不想行医，也不想当老师，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只有律师、医生、传教士与教师，是黑人青年能从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为工程师，但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业却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师。至于家母，对我所作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伦敦
在翻阅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简介时，我深深地被所谓“商学士学位”所吸引，课程内容包括会计学、统计学、商事法、企业管理、经济学、一门外国语言以及经济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名堂？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大概整个圣路易斯也没有人知道。不过没关系，这项学位的其他课程都非常实用，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间企业或政府行政部门就职。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岁那年，动身前往伦敦，修习商学土的课程。
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业期间，经济学成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毕业时，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翌年，我被聘为助教，为期一年，期满后升为助理讲师。过去数年来，我曾为自己的前途举棋不定，但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时，我总充满信心地微笑。如今这些都已过去，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
当初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对行政管理却不陌生。从1929年离开学校到1933年赴伦敦的四年期间，我就在政府部门担任基层办事员。在那里，我学到了所有文书处理的技巧——如打字、记录、写信及档案管理等，对我大学时期的学业可以说是助益匪浅。我对于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渐熟悉，也给我极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赚到微薄的薪资（每个月3英镑），可以贴补家用。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着她的努力以及慈爱，才能将五个儿子扶养成人。家父去世之际，我们五兄弟都还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说是艰苦奋斗有成的典范：一位寡妇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手头拮据，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移民]，所凭借的就是绝对的正直，永不动摇的勇气，以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在校期间，我常听到较年长的男孩大放厥词，说男性在各方面均强过女性，但我总认为他们的说法太过荒唐。
跳级就读
我之所以离开学校，是因为已修完了取得剑桥学院文凭（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的所有课程（相当于美国的SAT，即美国大学入学资格测验）。至于我有能力在 14岁就修完所有课程，是因为在6岁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辍学三个月时，曾经担任教职而那时是政府公务员的家父对我说：“别担心，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你不会跟不上的。”其实，这是家父含蓄的说词。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他在三个月所吸收的知识，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分量。三个月后复学，我跳了两个年级，但是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不过，那也是一段充满创伤的经验。因为在往后的学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比我大两三岁，他们弯起胳膊，展现隆起的肌肉，而我却乏善可陈。玩板球时，总是到末尾才轮到我上场。由于体格瘦小，我有严重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团体里要被同事所接受，并不是只靠学业表现而已，还必须迎合他们的价值标准。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我变得早熟。后来我来到英格兰，原来为同样10岁的英国青年会比我老成，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我已要成为经济学者，连那一种经济学者也好像早有定数——应用经济学者。这并不是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界或是结构性的问题上，而是在从事经济分析时，由制度面的背景来处理问题，因为我认为解决之道应同时兼顾制度架构与经济分析。
至于我要专攻应用经济学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毕业后我担任的是商学系教授普兰特（Arnold Plant）爵土的助理讲师，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他的推荐，我才能获得奖学金以及助理讲师的职位（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师的人事案，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应。）基本上，他是位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但我却不是。然而我们在经济学认知上的歧义，却无损于彼此的情谊。
普兰特是专攻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他引领我走向这个领域，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方面主题，所以我成为研究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我深爱这个研究题目，因此也就乐在其中。
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年代一样），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地方。校园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那些所谓“热门”的学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竞相开课，互相竞争，懂得门道的人总是能享受到知识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由于汲汲于探索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而脑筋灵活，还经常要分辨知识的真伪，所以富于怀疑精神。该校向以培养优秀的经理人与差劲的国会议员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并重视凯恩斯学派（Keynesianism），当时负责讲授此种理论的是年轻的讲师，知名的教授却对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该校却是发展与推广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mics）的先锋，特别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 Hicks）、亚伦（Roy Alle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罗宾斯（Lionel Robbins）。
以事实验证理论
这就是我所处的研究环境。这个圈子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关理论的建构：把文字转化为图表，再将图表转化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数以事实来验证理论的人。
我在1937年获得研究产业组织的奖学金，从此开始投入这个主题。1948年，我抵达曼彻斯特（Manchester），并出版了《营运成本》 （Overhead Costs）一书，这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
我对营运成本感兴趣的部分，是当单位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时的价格结构问题。柏莱图法则（Parto rule）认为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况中引用此一法则，恐怕厂商就要关门大吉了。实际上，这种状况一如今天的航空业，在破产与独占之间摆荡。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强制施行边际定价，并补贴厂商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从整体产业政策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不切实际，而且我们也无法认同其正当性，因为许多纳税人将会被迫为自己从未享用的服务付费。假如我们从使用者付费的观点来看，那么问题将缩小到如何将固定成本分摊到使用者这个课题上。就这项问题，我是从铁路“对交通载运者收费”的原则出发，并结合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别取价理论（new price discriminationtheory）。
营运成本另外一个层面是时间的面向。需求经常是不稳定而有波动，假如产出的成品无法储存，势必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生产能力闲置。如何分摊这方面的成本呢？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资视为生产者所分担不同时间内不同产出的联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负担，而且这些支出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成本。
因此，我论文的重点，是要探讨在营运成本的不同计算方式下，产业的价格系统如何，而不是着眼于单纯的单位产出成本。这些价格系统包括：复式定价、不同时段的差别定价、数量折扣、权利金折让以及相关的制度问题，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购等，而有关定价的法律史也是我的兴趣所在。由于往后的二十年，英国广泛地实行价格管制措施，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现成的读者。
混合型经济的管理
这项有关产业结构的分析，成为我闲暇时著作的背景资料，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计划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到今年正好成立满一百周年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可以说是英国工党（Labour Party）的智囊团。事实上，费边社成立在工党之前，并独立于工党之外。1947年，我曾参加费边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并宣读了一篇论文，主题是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采取的措施，结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击。我对于他们情绪化的表现感到惊讶，于是向大会秘书长说：“你们真的需要委托专人对管理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的问题和潜在风险进行研究。”他说：“为什么你不来做呢？”我想了一下，随即答应了他的提议。
费边社出版的研究小册，一般大约在二三十页之间，但是我的这份报告却超过了一百页。并不是我喜欢长篇大论，实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经济这个课题，的确需要这样的篇幅。这本书并不是开山之作，但刚好赶上议题广受讨论的时机，因此虽然探讨只能限于1948年英国存在的问题，后来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发行。书中对避免通货膨胀所开的处方，是属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也就是维持货币所得的年增率不超过3％。最近为了这次演讲，我又重新创览了这本著作，有一点引起我注意的是：混合型经济的施行，经常是为了顺应民众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后总会迎面撞上国际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辙（如1936与1981年的法国、1945年的英国以及1976年的牙买加）。针对一个新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其所实行的混合型经济将会遭遇哪些问题，实在有人该写本手册——一陈述，书名或许可以用类似“最初的两年”这样的标题。当然，这有待其他的作者来执笔了。
再回到我的学术发展历程。根据我的猜想，此一系列讲座的主办单位．是希望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处的环境发生关联。然而，我个人的情况并不是这方面的典范。一开始我就说过，其实我最初想当工程师，但却阴差阳错地成为经济学家；我去大学任教，是因为并没有其他工作可供选择；而成为应用经济学者，则是因为那是我指导教授研究的主题。之后我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着这样的轨迹。我并不是在抱怨，因为比起别人，命运之神已经给我太多的眷顾。在此，我只是很忠实地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
1945年，我停掉产业经济的课程，教起一门并非我主动选择的课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当时经济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他有一天对我说：“我们一直向学生灌输产业循环理论以及经济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进来的学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他们对大恐慌并没有任何记忆，也就搞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开一门课，来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情势呢？”我回答说：“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哈耶克接着说：“那刚好！学习某种学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这门学科。”这一段因缘，促成了四年后我所出版的一本小书，名为《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Economic Survey 1919年- 1939年），汇整了我们当时对1919年- 1939年间世界经济的认知。
在今天来看，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计量经济学者的工作，只是当时计量经济学还未在经济学领域里建立起独领风骚的地位。丁伯根（Tinbergen）在战时为英国经济所发展的模型，已经指出一条道路，但也不过是很一般化的方向。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各项数据资料，可以说是相当匾乏。我曾希望透过阅读这段期间出版的各项经济文献，特别是财务金融周报之类，获得一些线索，但结果可说是一无所获。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已和当年大异其趣，经济学家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各种百分比和数字，即使我们每天阅读的报纸亦然，连一般的读者好像也得在脑袋里放一部个人电脑，以便随时能由一项指标跳到另一项指标。战前的经济学家，则常用“许多”、“一些”、“某些”等字眼，避免使用具体的数字。
探索经济大恐慌
回顾这段经验，我感觉，与20年代的所谓大繁荣相比，我个人在处理30年代的大恐慌上更为游刃有余。美国人自认为20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因为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只是平平而已。在这样错误认知的影响下，一般人往往认为20年代的世界经济景气也是普遍繁荣，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后果。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额供给，特别是纺织、钢铁、造船，以及煤等产业更为严重，使得英国、德国、日本与印度的重要工业生产中心失业问题严重。当时的经济学者，大都是从汇率失衡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但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结构性的失业（strctural unemployment），并寻求较积极的解决之道。我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发生大萧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却出现空前的繁荣，即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加以解答。我想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是全球经济在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吧！
奇怪的是，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trade cycle theory），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每种都是充分但却非必要的条件。要弄清问题，可能就像和八爪鱼打一场混战。
我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每间隔四到十年就会发生衰退的现象。因此问题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衰退，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如此急剧地恶化？其间有何特殊之处？我们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就对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却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 1．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铁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20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30年代后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遂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
2. 在20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成长速度超过需求成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而农村银行宣告倒闭的情况偏高。
3．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的流通，而他们也的确如此执行。此举可能也使不景气雪上加霜。
4．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二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气的恶化。
5．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所得减少、产能过剩，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6．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20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但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 7.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并提高关税。国际贸易量下跌了30％。
上文仅是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的顺序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我只是要借此说明，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难怪会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
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
在我看来，《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的出版，还有两个未解决的问题，而我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之间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因素为何，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该书的中心课题。1925年之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加速蔓延，造成农村破产，银行倒闭，更促使若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其实，这也是我一生钻研的中心课题，因为我的祖国一直深受农产品价格巨幅波动之苦，使稳定经济情势的措施备加困难。
我对贸易条件的后续研究，是源自一项观察，那就是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与世界初级产品贸易指数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工业生产每成长1％，会伴随着初级产品的贸易成长0．87％。此一关系可以追溯到1873年，并后推到1973年，但1873年以前则不适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编印了回溯至1870年、甚至1850年的统计资料，包括全球工业生产指数、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的全球贸易、热带农产品及工业制品的价格等。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贸易条件的短期决定因素，必须是供给与需求。每个人都可以为不同类的商品设计供需模型，并计算其短期弹性。但根据我在下面将提及的模式，热带农作物的贸易条件，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是取决于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因此根本不受需求变化的影响。供给弹性无限大，是由于在整个热带农作物产出之中，出口只占很低的比重——不到20％，因此长时间内（例如二十年以上）外销农产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扩增或缩减数量。由于粮食生产的收益甚低，上述的成本非常低。根据此一分析，得到一项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农民最好生产更多的粮食，而不要将资源用于生产更多的外销农产品。此一论争仍然是目前相当热门的议题。
现在，再回到前书所留下的第二个问题。只要研究经济大恐慌，就一定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单一事件，还是连续系列中的一个环节。对这个问题，我从50年代开始继续研究，直到1978年出版《1890年-1913年的成长与波动》（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890-1913）这本书。为什么会耗费这样长时间，部分原因是其中有9年暂时脱离大学的研究环境，还有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收集与准备资料，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及的各项指数。
景气循环的历史轨迹
针对大恐慌究竟是否为单一事件的问题，答案是正反各半。持否定说法者认为，美国大概每二十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大衰退。持肯定说法者则认为，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其严重程度是先前历次衰退所不能比拟的。
几次重大经济衰退的年度分别是1872年、1892年、1906年及1929年（巧合的是，这一系列的衰退继续于1956年与1973年发生）。这一连串的衰退是由顾志耐（Simon Kuznets）首先研究并加以界定，所以又称为“顾志耐衰退”。其后由于阿布拉摩维兹（Abramovitz）的研究，使我对此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整个循环系源自营建业的长期循环周期，从景气的谷底开始，铁路建设积极展开，接下来是移民涌入，然后是兴建住宅。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繁荣后，接下来会有十年的衰退，涵盖所谓的顾志耐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系列的景气循环会相继1956年与1973年出现，实在出人意料，因为铁路的建造已告终止，同时移民也大受限制，不具周期性。因此我可以假定，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住宅建筑部门的规模都已大到一个程度，足以在整体经济中形成一个以二十年为周期的景气循环。
二十年的循环就谈到这里。又有一派主张五十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即在二十五年的相对创见，因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我着手撰写《成长与波动》一书的过程中，对此下过相当的功夫，但却没能在世界工业生产史中发现任何以五十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农业生产在1899年倒是面临了一个转折点。1873年-1899年间的农业产出的成长，远高于1899年1920年。1899年以后，一路滑落的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扬。由于物价上升，使得1899年之后的实际工资（Real wage）开始下跌。 1899年之后，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快速增长，部分是因为农工产品之间相对贸易条件的改变。1899年之后的农业产出与价格呈现了此一改变的趋势，这一点并无太大的争议；但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1899年之后，全球的工业生产是否有较快的成长，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从1973年来，我们又经历了长期的衰退，使康卓铁夫的学说再现生机，他的论述在欧洲正快速成长。这方面的论争，仍在持续地加温中。
再回到我个人的生平。我的研究生涯，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研究产业结构；其次，我探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经济史；第三个部分则是对经济发展问题的钻研。我已经谈过前两个部分，现在则要谈谈经济发展的部分。
反对帝国主义
我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乃是衍生自个人反帝国主义的信念。我还记得七岁那年，家父曾带我参加当地的马卡斯·加维协会（Marcus Garvey association）的聚会。因此，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名为《西印度群岛的劳工》（Labour in the west Indies）的小册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该书叙述了二三十年代工会运动的崛起，特别是30年代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该书并不是宣传手册，而是根据报纸的报导以及和工会领袖的访问对话所汇编而成的。
我在伦敦遇见在全球各地反帝国主义的同志，并着手对英国殖民帝国及其统治措施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又如在肯尼亚严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他们投身劳力市场，赚取缴税所需的现金。
到了大战期间，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在转变。在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交换意见之后，我感觉到权力核心已经对维系帝国失去兴趣，也准备逐渐放弃。1943年，我甚至还受殖民办公室（Colonial Office）邀请，担任新成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我的建议之下，该委员会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化的调查。从这个过程中，我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员对于哪些是该做的事，彼此之间的歧见有多大。
1946年，伦敦经济学院为来自各殖民地的社会工作者，开了为期一年的特别课程，我应邀讲授基本经济学。但我实际讲授的是经济政策。我记得，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痛斥英国派驻该国总督的某些政策，我打断了他，并且说：“假如你是贵国的部长，你会怎么做？你的国家将会在十年内独立，那时你可能担任部长或部门主管。数落英国政府的各项罪状，并没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积极的方案。你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这一年，就是让你有机会学习如何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我对时间的预估稍嫌太早，这位学生的国家，系经过十七年而非十年才宣告独立——但除此之外我都相当正确，该名学生后来真的成为部长。
经济发展理论
我之所以要述说这段故事，是要用来阐释我著作中的一个重点。个人一直深信不疑，对经济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经济发展的专家应该要能提供官员务实的建议。然而，我本身却没有严格遵守这样的信条。我对历史的过程有兴趣，偶然也涉猎国际经济秩序的哲学思维，但其实我思考与著述最勤的，仍是国内政策的课题。
1948年，我前往曼彻斯特担任正教授，开始有系统地讲授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课程。该课程特别强调政策面，因此必须对社会学与政治实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实务上，有些经济学家太强调价格机能，而忘却了有时从制度面着手改变，可能比价格的改变更易解决问题。同样地，也有若干结构派经济学家，极力避免使用价格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它可能对所得的分配与波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我算是立场中庸。1955年，我出版了《经济成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目的之一即是要具体说明这些论点，同时对经济面有兴趣的人，也会发现到该书对社会面作了完整的铺陈。
我个人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所谓的两部门模型（two－sector model），也是经过对长期所得分配的观察与深入研究所获致的成果。根据我曾读过的约翰及色芭拉·汉蒙德（Johnand Barbara Hammond）的研究报告，产业革命并未提高城市的工资水准。假如这项结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解释何以国民所得的组成中，利润所占的比例会提高，这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所预期的利润比例为固定的观点，可以说完全相反。实际工资的恒常不变，我认为与另一项难解之谜有关。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锡兰（Ceylon，称斯里兰卡）已经开发了一百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落？这是对已受相当程度文明洗礼的锡兰，又是怎么回事？
弹性无限大的劳动供给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必须打破既有知识上的局限。所有我曾学习过的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am models）中，劳动的供给弹性均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资，将会提升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工资上扬。然而，如果设定劳动的供给弹性为无限大，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个模型下，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完全归属于雇主以及极少数高薪阶层的员工，广大工资微薄的都市劳工是没有份的，因此成长只会带来利润的增长。在大宗物资市场方面，由于热带农作物的供给无限，因此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业界的买方所享有，其道理与前面是一样的。
两部门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经济学者的注意，因为它可以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但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先确认此一模型的确适用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再实际加以应用。在研究像是移民问题时，这些模型特别有用。移民问题在战后成为备受瞩目的课题，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已开发或是开发中，都面临了人口大量移动的问题，包括城乡之间的移动以及从贫穷国家移向富有的国家。例如，由墨西哥迁往美国，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国移民，都可用此模型来研究其所造成的影响。人口爆炸、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妇女走出家庭投入就业市场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城市劳动供给过剩，不可能达成充分就业。这些缺乏技术的劳工，其工资水准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当然，我们无意也不需要设定绝对的弹性无限大。
现在，这个模型的影响与冲击已经大幅减低。由于大学生已经不再被灌输劳动供给弹性必然为零的模型，所以弹性有可能几近无限大的说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实上，在往后的几年，曾有一些书籍与专文探讨此问题，但最初的热潮已消退了。
全球出访
1950年后，我曾访问第三世界许多地方，这和我在1947年与葛莱蒡斯（Gladys Jacobs）结婚有关。她来自邻近的格林纳达（Grenada），也是在新教徒的家庭中长大。由于她全心全意照顾两个小孩和我，因此我到各地访问就无后顾之忧。至今我们仍相守在一起。
我出国访问，有时是担任咨询顾问，有时是参加会议，有时则是前往任教。咨询顾问的角色，已逐渐在消失之中。以60年代为例，如果一位学者在某一学问上专攻十数年之久，同时对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作法也都有相当的了解，那么在造访一个国家并应邀提供各种意见时，他大概一定会说：“甲国正在实施这项计划，而乙国则正在尝试另一种作法。”不过到了80年代，这些国家都已经雇用了为数不少的专业经济学者，而他们在经济分析技术及政策方面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可能仍乐于与你一见，但是关于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本身的了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你了。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四处拜访中的所见所闻，让我获益良多。例如，我一直未加入争取高等教育经费不设限的行列，可能有部分是因为埃及与印度的经验，让我对所谓的吸纳容量（absorptive capacity）感到怀疑，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责任感。在我担任西印度群岛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副校长期间，我就从不向财政部长多要一分我认为不该要的经费。正因为如此，我在教育方面的专题报告或论文，都是从人力资源预算（manpower budgeting）的方法来切入，而不用当时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已没落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分析法。
在加纳（Ghana），我首次目睹过多移民涌入城市产生的后果，于是开始动笔撰写这方面的问题。
在牙买加，我初次观察到目前通称为“荷兰病”（Dutchdisease）的现象，也撰写了相关的报告。该国的某一项产业只雇用极少数的人员，却为该国赚进大量的外汇，也支付员工极高的工资。由此造成其他产业的工资随着上扬，超过业者所能支付的程度，终于导致失业的问题。
在印度，我碰到了贫瘠地带的问题，数以亿计的人民所赖以为生的土地，根本无法生产足以维持高生活水准的产出。至于我有关发展规划的著作，系以我为加勒比海以及西非诸国研拟经济发展计划的实际经验为基础。
我在许多国家中学到了政治问题在许多层面的困难之处。其中最简单的层面要算管理的问题，就是以或多或少符合规定的方式，把事情都如期完成。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如何将贪污舞弊情事减到最少，如果这个问题和任人为亲相结合，情况就更严重，可能会导致指派不称职的管理人员。最后，我注意到的是，这些国家大都不是由同质的人民所组成，在宗教、语言、部族或种族上有歧异。我所写的《西非的政治》（Politics in WestAfrica）一书，既点出了这些问题，也提出了若干对策。本书出版之际，曾经遭受严厉的抨击，不过，现在该书的分析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为发展中国家贡献心力
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可以分为悲观及乐观两派。悲观派也不是见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认为，对外贸易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为贸易将摧毁原有的手工业，同时又引发对进口财货的需求。另有些人则担心多国籍企业的问题。还有人相信，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财务援助，一些最贫困的经济体将无法起飞，然而这些援助的额度却经常不足。我个人一直是属于乐观派，因为一开始我就认为欧洲人能做的，我们也做得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其后看到开发中国家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发展速度，更让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获得相当的成就。
在此，我要提醒一点，有关经济成长的研究充其量只处在婴儿期。各个国家起落浮沉不定，我们实在很难预测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哪些国家在经济上会有最好的或是最坏的表现。不只对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亦然。经济学在解释过去二十年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但是谈到预测未来，则常是沦为意识形态上的论述。
在1957年- 1973年之间，我曾有九年的时间离开研究工作，任职于行政体系，包括：纽约联合国总部、加纳总理恩克鲁马（Nkrumah）博士的经济顾问、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加勒比海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ck）总裁。这些工作的磨练（相较于早先赴印度与加纳的现察访问），让我学得诸多行政管理的经验，但在经济发展理论相关事情上则收获有限。目前我已经出版了十本书以及将近八十篇的研究论文。如果那九年我仍在大学担任教学与研究的工作，应该还可以再多写一本书以及十多篇的论文。不过当时我致力于建立一些高素质的组织，希望它的高标准不但能产生丰硕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机构起而效法。其间偶尔也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有次我在巴巴多斯（Barbados）的一个酒会上，碰到一位年轻的会计师，我问他为何没有看到我们的征才广告而来应征。他说：“我本来想申请，可是一位朋友对我说，千万别到那家银行，因为你会忙坏了。”我说：“我从来没有要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回答说；“你是没有，可是你自己那么认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为榜样了。”
回顾我这一生，可以说像一种奇妙的混合物。我曾经历过所谓转型期，因此了解转型前后两端的状况（尽管整个转型可能还没有完成）。我曾经遭遇各种常见的歧视——投宿遭拒、受到推荐却工作不成、种种失礼的对待等等。然而，有时预期会吃闭门羹，却发现大门敞开。我早就习于作打破惯例的第一位黑人，而随着过渡期种种新机会的出现，这种情形是愈来愈少了。身为种族的一个表率，多少会有压力，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其他人正在后面一路追随我的脚步，他们是否会吃闭门羹，有一小部分应该和我个人的表现有关。诚如我在一开始所说的，我从没有想到我要成为经济学家。家母曾教导我要全力以赴，而这正是我一生努力去实践的。
[b]第二章 克莱因（Lawrence R．Klein）[/b]
获奖年度1980年
演讲日期1984年10月25日
出生日期 1920牙 9月14日
学历：
194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学士
1944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经历：
1950年- 1954年 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经济学讲师
1954年-1955年 牛津大学统计中心资深研究员
1956年-1958年 牛津大学统计中心计量经济学高等讲师
1958年-1964年 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0 年夏 大阪大学客座教授
1964年-1967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68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富兰克林教授（Benjamia Franklin Professor）
1962年- 1963年，1982年 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New York）杰出客座教授
1964年 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客座教授
1966年春 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
1968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福特客座教授（Ford Visiting Professor）
1968年春 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
1970年夏 1974冬 维也纳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客座教授
1974年春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凯恩斯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计量经济学教科书》（A Textbook of Econometrics）
《美国计量经济模型，1929-1951》（An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1929－1951），与戈德伯格（A.S.Goldberger）合著《布鲁金斯美国计量经济季摸型 ）（The Brookings Quarterly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与杜森贝力（J．Dusenberry）、弗洛姆（G．Fromm）及顾（E．Kuh）合著《决策指导之计量经济模型》（Econometric Models as Guidesfor Decision Making）
当我们研究伟大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或是探索经济思潮何以会有特定走向时，我认为如果能深入了解当时经济情势与经济思想趋向之间的互动关系，必然会有丰硕的收获。这在总体经济学的范畴最为明显，但在整个经济学上亦不例外。在此举一个与我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例子，就是为解决二三十年代，尤其是经济大恐慌问题而出现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凯恩斯对当时的各项问题极感兴趣，也尝试发展出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理论，但其间经过长期的酝酿。他的学术生涯深受第一次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影响，其后还有英国金本位制、战后的通货膨胀、失业等等问题，最后才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崩溃。
我们大学在印制介绍手册时，会要求每位教授用几句话来说明自己为何投身到学术领域中。我之所以进入经济学的世界，是因为身为经济大恐慌时代的年轻人，我渴望了解周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成长在那个年代，心里的确充满了苦闷，人们很容易因经济生活的问题而丧失斗志，就算是18或20岁的年轻人，也感觉不到有无穷的机会等待着他们。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年轻人固然担心核战争的威胁，但也同时感受到，如果和平能维持下去，那么他们的未来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
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但当时另一项新兴事物，却给我带来了幸运。我的脑海里原本一直浮着一个想法，就是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问题的分析上。我在大学所修的课程，大部分不是数学就是经济学。我并不是富有原创力的数学家，也不是所谓的数学天才，这点我早由自己曾经参与的数学竞赛就知道了。不过我深深被大学的数学课程所吸引，同时产生了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学上的念头。例如，用数学式来表现需求曲线或收益的预估。当我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图书馆里时，十分惊讶地看到，各种新兴学科的相关期刊内容十分深入，探讨问题的复杂程度，更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其实，我大学时代的指导教授并不赞同我在攻读经济学时兼修数学，但我依照自己的想法而行，充分利用了40年代初期柏克莱的最佳资源：一流的经济系、数学系以及数理统计系。有些人的成就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但我的学术专业则是发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柏克莱，以及其后获得的麻省理工学院奖学金。在麻省理工学院，我遇到了耀眼的经济学天才萨缪尔森。当年我在柏克莱的图书馆创览时，曾经看过好几本早期的《计量经济期刊》（Econometrics），其中萨缪尔森的文章特别吸引我的目光。当我有机会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时，能和萨缪尔森共同研究念头，或许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一开始我在他手下担任研究生助理，除了极力找机会与他接触，也努力捕捉他在每次碰面时所传达的见解。
透过数学与政策应用，萨缪尔森成为阐释凯恩斯理论的先锋，而我既和他共事，也就马上面对两项挑战——其一是要让这种总体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广为人所接受，其二是要让数理方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的一种。后来，这两项挑战都成功地完成了，但其间也经过一二十年遭受激烈反对的过程。
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成为经济学普遍使用的入门教科书时，凯恩斯经济学可以说自此根深蒂固，形成无法扭转的趋势。在接下来的一批批学生中，经济研究所的课程逐渐转向了数理的研究方法，因此学生学成后的教学或研究，也都是循此脉络。数理方法的终告确立，首先是在美国，继之则是欧洲、日本、印度以及世界各地，不过其中许多基础仍在欧洲建立，而且许多美国数理经济学大师都是外来移民。然而，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等本土学者使数理经济研究具有美国本土特性，并在美国广受欢迎。
麻省理工学院的岁月，是我进入经济学专业的起步，而我离开研究所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学的考列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任职。当年我24岁，这份工作好像是又进入另外一个研究所。就像许多科学领域一样，其实我那时就是所谓的博士后研究员。
计量经济模型的起步
40年代末期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真可谓人才济济，这种坚强的阵容，恐怕是后无来者了。在我们这群亲密的工作伙伴里头，先后产生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在下一代的考列斯研究人员——部分在芝加哥大学，部分在耶鲁大学——之中，又产生了两位得主。我们合力专注研究单一的课题——为美国经济建构整体的计量经济模型（继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度尝试），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统计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各种现有的资料。经过四到五年密集的研究之后，这个工作团体的成员陆续散开，展开了新的学术生命。不过我个人日后的研究，仍延续了这项建立总体模型的努力，而许多曾经与我共事的才俊，则分别在不同的经济学分枝中一展才能——如库普曼（Tjalling Koopmans）在活动分析（activity analysis）上、阿罗在一般均衡理论上、西蒙（Simon）在决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上、安德生（Anderson）在统计学上、马尔夏克（Jacob Marschak）在组织理论上等等。
在尝试整合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与凯恩斯总体经济分析时，我们一直信心十足。面对战后的规划工作，我们觉得整个经济的的福祉正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往后的十年，我们透过模型的建构与运用所获致的成果，远超过当初我们预估战后美国情况时最大胆的梦想。不过我们知道自己作的还不够好。我们所建构的系统是从考列斯委员的成果演化而成，已成为经济学者标准研究工具组合的一环。这些系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没有完全主导政策的形成，它们在经济预测上位居领导角色，但也并非经济预测领域中独一无二的方法。
芝加哥大学里的科学家，秘密地以编组方式进行比考列斯委员会更重要的研究计划。由于考列斯委员会的主任，正是这群科学家的领导人季拉德（Leo Szilard）的老友，因此，我们与那些科学家交往相当频繁。季拉德这位堪称本世界最绝顶聪明的人物之一，偶尔也会客串业余经济学家的角色。他曾建构总体经济的室内赛局（Parlor games），来说明如何透过一项货币管制方案以消除景气循环，也教导我们许多研究的策略，以及如何融合政治与科学。还有一位我们常接触的科学家，是传奇人物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他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途中，常会造访芝加哥，因为当时横贯美国东西部的火车行程，必须在芝加哥换车。另外一位对考列斯委员会的成员有相当深入影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统计者瓦德（Abraham Wald）。
欧洲学术之旅
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养更丰富的国际观。在那一段时光，有些经济学者每个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实地考察，到欧洲更是家常便饭。我也在1947年离开考列斯委员会后，展开了一趟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之旅。当时我刚在渥太华（Ottawa）结束了第一个月加拿大经济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专案后来在加拿大持续了很长时间，造就了一个在加拿大学术界相当活跃的团体，至今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到欧洲各地的经济与计量经济研究中心造访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从中对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这些主题在美国的蓬勃发展。至于亲眼目睹欧洲从战后的瓦砾中重建，也是相当可贵的经验，并开启了许多迄今仍活跃的专业交流。这些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大战之前，英国的剑桥及伦敦可以说是影响世界经济思潮的重镇，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齐聚那里进行研究。美国则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国学者也就纷纷来到美国。事实上，许多其他研究领域也是由美国执世界之牛耳，这种现象40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海外历练的那一年，我有机会接触到正宗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就是曾与凯恩斯共事的剑桥学者。我和凯恩斯素昧谋面，但是透过卡恩（Kahn）、罗宾逊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 Sraffa），使我对剑桥学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认知。我同时也见到了卡尔多与史东（Stone）等重要学者。有趣的是，当年我的教师萨缪尔森尚未到过剑桥，但对这些学者却如数家珍。剑桥的人也曾向我提过此事。
我第一次造访欧洲，刚好是萨缪尔森初访欧洲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会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挪威，跟着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弗里希（Frisch——译注；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学习。当时，萨缪尔森刚出版《经济学》一书，受到热烈的佳评。他在欧洲各地访问之际，我也刚好结束了在欧洲一年的研究。
凯恩斯体系中涉及一个问题，即财富对储蓄的影响。这在总体经济学的文献里，就是所谓的庇古效果（Pigou effect），但实质上庇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流动资产（liquid assets）而非总财富的观点来考察。当时战争刚结束，民众手上都握有为数不少的流动资产（特别是储蓄公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也极为重要的课题，值得深入探究。
接触调查研究方法
我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加入由伯恩斯（Arthur Burns）所领导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那里，我先是从事铁路部门生产函数的预估工作，一年后，参加了局里与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合作的一项专案计划，利用消费者财务调查的资料，以进一步了解储蓄行为，尤其是庇古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研究新趋势，其中之一就是我所从事的计量经济学，特别是总体计量经济学伊然成为主流。至于调查研究方法，则在战时蓬勃发展，用来协助政府规划民间活动而提升战斗力。其中一个主要的团体设于农业部之内，除了和学术界建立联系，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我和这些统计学的工作团队共事愉快，而他们跨学科的研究态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从中学到许多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调查研究中心，我学到了许多家计行为（household behavior）的知识，以及相关的测量技巧。该项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样的方法，每一项研究的人有数千个。这些研究让我进入了处理大规模资料的领域，借助打孔卡片及电子处理机械来完成工作。电脑在当时已问世，只是几乎还未用到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处理上。
我到密西根大学之后，教了一点计量经济学，而关心的重点仍在调查研究方面。后来，我接到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赞助的经费，因为他们当时基于税负的考虑，有大笔款项可捐给一些大学。经济系的人对如何运用突然收到的经费，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我创办了数量经济研究小组，把一些研究所的学生组合起来，重回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本行——再度展开原先在考列斯委员会的工作。
建立美国经济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er），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国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 model）。我们将在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经济预测。
由克拉克（Colin Clark）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滑的经济，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衰退。他甚至吓唬大家，我们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溃。
我在重新检视我们的模型对1953年-1954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致再像1929年一样。于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Low carton）。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相关估计的运算，当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电脑。为了模型求解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花上一二天，借助桌上型计算机以人工计算。密西根装设了一组大型的数位电脑，我们也开始进行模型自动求解——也可称之为模拟。但是直到我离开密西根大学之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高涨的年代，我离开了密西根来到平静而崇尚学术自由的牛津，在统计研究所（Institute of Statistics）任职，仿效密西根的调查形式进行英国的储蓄调查。在牛津期间，我又回到模型建构的本行，对象是整个英国。在这里，我认识了日后相交达二十五年的好友博尔（James 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过我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并和我一起发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学在进一步运用电脑于数量运算上，虽然略有进展，不过还是无法为模型求解。
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1958年我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教授一职。这里的校长、行政主管及各学院院长，均对学术自由这项严肃课题持尊重的态度，令我深感敬佩。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华顿学院（Wharton School）展开教职开始，我又再度投身建构美国经济模型的工作，这次采取的是季度资料。因为有了英国及密西根的经验，我开始导入一些预期（expectations）的概念。这就是一系列华顿模型的滥觞。
华顿模型改以季度为时间单位，重视短期景气循环的变动，运用了更多预期调查的资料，同时所有会计科目都以当期价格来表示。特别是最后一项的改变，修正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旧模型的缺点。新模型的第一版是用来预估美国的经济，预估的结果送交肯尼迪政府中的经济学者参考，当时他们对我们的乐观预估——经济将从1960到1961年衰退的情况复生，还表示不敢置信。几年后，我的注意力又移转到更新的方法，也不再对第一版的模型作任何的修正。但是我把完整的档案，包括资料列表及方程式，还有一位受过训练的助理人员，全都移交给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因为他们之前曾要求协助模型建构的工作。这些资料再加上其他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些相关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商务部企业经济研究室（Office of Business Economics）模型，简称OBE模型。此一模型发展出自己独特之处，也是众多美国经济模型中相当杰出的一个，但其根源则是第一版的华顿模型。
在这个阶段，我进入两个研究方向，两者都对我个人专业领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下的经济稳定研究小组（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tability）在1959年计划发展一个扩大的短期预测模型，我是该项专案计划的主要调查人之一，同时负责设计一套团队合作的方式来建立模型，也就是针对经济体系的每个部门各指定一位负责的专家。我和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则负责将个别部分塑造一个整体。我们在个别部分可以说都网罗到最佳人才，而且整体的运作也非常顺畅。但这个研究组合真正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四点：（1）我们借助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的专才，建立了完整的货币部门，成为在许多后续模型中占重要地位的货币部门的前身，也弥补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的缺点；（2）提出不同产业间流动的投入-产出部门，并与最终需求与所得决定的传统总体模型相互联系；（3）成立资料库（databank），有系统地记录系统内使用的所有资料；（4）采取自动化的运算，特别是在大型非直线性动态方程式系统的求解上有重大的突破。这项联合专案研究，还有其他突出的特色，都记录在三册的专案报告里头。
预测模型精益求精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开始这项合作计划后不久，整个计划又转到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所以后来即以布鲁金斯模型为名。在筹划这个大型合作案时，对于专案的进度、发展及应用，我们曾咨询许多参与的专家，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料运算部分。在电脑方面出力的有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员（我们学校一批极富原创力的年轻博士候选人为计量经济设计不少第一代的电脑程序，给研究工作相当大的禆益）、布鲁金斯研究所人员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人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方面由我设计了一组繁复的互除法（algorithm）运算，而麻省理工学院的顾（E．Kuh）教授对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弗洛姆（G．Fromm）的建议，则提供了重要的联系网络。他们两位就高斯重复计算法（Gauss iteration methods）的发现交换意见，我们则在费城进行检定与测验，并很快地将这些方法转化成为处理大型动态系统的世界标准。从早期在密西根开始使用电脑时，模型模拟（model simulation）就是有效应用模型的一大障碍，然而一旦了解其中的基本原则，我们乃至以后的世代就能够有效驾驭电脑。
在提出第一代华顿模型之后，除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之外，我的第二项研究方向是发展一套用途完全不同的模型，供商业预测之用。我曾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取得小笔经费，来建构第一代的华顿模型。后来，我们在华顿学院成立了一个以数量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的单位，其财源则是来自福特基金会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但是，我知道这种补助性财源只是暂时的，到60年代中期就会用完。
与企业界的合作
就在同一时间，几家大公司分别和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协助他们的经济研究部门建构计量经济模型。因此，我就向五家重要企业提出建议，由我们在华顿学院为他们建构一套模型并提供预测，而他们则以赞助我们计量经济的研究计划作为回馈。
依凡斯（Michael Evans）在1963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参与我们与民间合作的新预测小组。他带来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博士论文中所发展的另一套模型。一开始，我们有两套预测数字，一个是来自他的模型，另一个则是来自原来的华顿模型。不久之后，二者整合为一合并模型，也成为华顿系列出版品的第一种。
华顿计量经济预测组（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Unit）不断成长茁壮，1963年开始时只有五位成员，到1969年已经扩大为独立的非营利法人机构（完全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80年时卖给一家出版公司，接着在1983年为一家法国的电脑公司购入。1969年以后，资料资源公司（Data Resources，Inc．）与大通计量经济（Chase Econometrics）两家公司也开始从事商业的预测工作，一项全新的行业就此诞生。目前，已经有许多竞争厂商投入这一行，整个产业的年营业额达数亿美元。
随着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模型与支援系统也不断增加，原有的布鲁金斯模型专案也就自然而然告一段落。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大的商业化模型建构系统以及一些新的学术活动。
与时俱进的电脑应用
到了60年代，电脑总算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计量经济学上；电脑最初只用在科学、工程及大规模的资料处理（如人口普查）上。以往在考列斯委员会的期间，所有我们曾构思的计量经济学的复杂计算问题，至此都迎刃而解。我和我的学生以及IBM电脑公司的研究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与最大可能性（Maximum likelihood）相关的非线性问题及其他的统计预估方法，也同时大幅改进了源自布鲁金斯模型研究过程中的模拟技巧。我们有两项创新的发展，使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向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国民所得会计的标准格式来呈现资料，以便于计量经济分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时（time sharing）的方法。资料资源公司针对资料库以及分时系统的改善，就便利使用者操作上固然成就斐然，但早在该公司成立之前，华顿学院的工作团队就已经有了分时设施。电脑的真正发展是在60年代，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开花结果，为全世界广大的研究人员及学者普遍使用。
电脑的标准用途是在资料管理、统计推论、应用（主要是模拟）以及以易于理解的表格与图形来呈现研究结果等，但除此之外，早在50年代末期，许多艰深的研究技巧即已开始发展。这些技巧根据推测模拟（stochastic simulations），涉及了适当抽取的随机误差（rando errors）对动态模型之解的干扰。开这方面研究先河的，其一是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对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动态特性研究；另一是源自瓦格纳（Harvey Wagner）为建构蒙地卡罗实验（Monte Carlo experiments）而测量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方法。
华顿学院的团队并不是头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但我们却在使用过程中，对自己模型体系具有的周期性与统计推论上的各种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原先对布鲁金斯模型所作的某些大规模的推测模拟，提升了以电脑为基础的实验技巧，我们也从中引用了相当丰富的资讯。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得以了解大规模模型的各类反应特性——如乘数、对参数改变的敏感度以及系统的长期趋势等。华顿团队全面透过电脑来从事大型模型的操作运算，可以对一些重大事件——加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石油禁运以及伊朗君主政府被推翻——作出迅速而有参考价值的反应。
与他国的合作
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头，除了致力于华顿模型的建构及其在各种经济预测与总体经济分析的应用之外，也策划执行了一些相关活动。就在抵达宾夕法尼亚不久，我即和森岛道雄（Michio Morishima）及市村真一（Shinichi Ichimura）两位日本教授共同参与一项新的计划，这两位教授是我在英国及美国分别结识的。我们三个人共同创办了一本新的学术期刊，名为《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该刊的基本目标有二：一是促成当代（英美）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二是纷解《计量经济期刊》的负担，消化它大量积压的未刊论文。回顾这项努力，我认为，虽然当代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属必须的趋势，但我们在协助其转型上还是有所贡献。不过在野解《计量经济期刊》的压力上，充其量只收到短暂的效果，由于论文数量呈现爆炸与新期刊不断创立，我们也参与了许多其他的新期刊。但无论如何，《国际经济评论》在持续二十五年之后，目前仍然在日本大版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两校的合作下继续发行，并且可以自给自足。创办之初的那几年，便宜的日本印刷、精美的纸张以及来自关西经济联合会（Kansai Economic Federation）的赞助，都有助该刊的出版。虽然上述的各项有利因素已不复存在，但是该刊仍然体质健全地生存着。
由于此刊的创办以及其他的人际关系，使我有机会在1960年初访问日本，以后也陆续去了多次。因为这些机缘，我和新开场一（Yoichi Shinkai）共同设计了一套日本经济模型，并参与了大阪大学的经济模型专案。虽然日后各种日本模型不断推陈出新，使这些早期模型显得过时，但经过这些对日本的研究，再加上早期在英国从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的经验，使我的兴趣走向了国际模型的建构。
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
1966年，杜邦公司（Du Pout）的研究员邀请我为该公司直接投资的三个开发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为此，我挑选了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组成研究团队，建立了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三国的模型。根据双方协助，杜邦公司有权运用这些模型，但包括数据资料与方程式的系统，则是属于公共的智慧财产。负责墨西哥研究的学者戴里欧（Abel Beltran del Rio）在1969年夏天和我一起造访蒙特瑞（Monterrey），在那里获得许多民间企业承诺，支援我们将墨西哥模型加以改良，并用于经济的预测以及经济政策与情境发展的分析。我们在华顿计量经济研究组内，组成了墨西哥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小组。从1969年仅有蒙特瑞及墨西哥市少数民间部门的支持者开始，该组织已经扩充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拥有一百五十个赞助单位——包括美国企业、墨西哥政府相关单位、国际组织等。我认为这项成功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以费城为据点所发展的各项技术，可以完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技术涵盖了模型建构、电脑运用、模型结果的呈现以及对民间与政府部门决策的贡献等。这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个案，而类似的努力也陆续在世界其他国家收到成效。
从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我开始有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构经济模型。远东国家有许多模型，非洲及中东也有一些。资料的缺乏一直是难题所在，不过目前已经逐渐克服，几乎全球发展中国家都已建立了模型。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学者曾加入联合国所属的各个团队，协助新兴国家解决经济发展的各项问题。60年代中叶，我与联合国所属单位签订顾问合约，协助建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型，以估计其经济成长所需要的资本。
为发展中国家从事模型建构的同时，我也同时开始为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事相同的努力。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设计，必须能表现这些地区的特质，不宜仅依据新古典与凯恩斯的综合理论，完全复制工业化民主国家［即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OECD）所属的国家〕的模型。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要展开独特的供给面特质，还有特殊的对外贸易、所有分配与人口状况。至于替中央计划型经济建构模型，面对管制的市场以及计划目标，一直是我长久向往的挑战。1970年夏季，我在维也纳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举办的演讲中和在美国认识的捷克经济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同年夏天，我也在苏联及匈牙利与人讨论这项议题。
最后，在1973年时，我和学校研究苏联的同仁合作，为苏联建构模型——U.S.S.R SOVMODI与由此衍生后面好几代的模型。在各种讨论与正式说明的场合，我向苏联经济学家介绍这个模型，而我相信，目前我们对苏联的经济结构与体制已更为了解。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来自东欧、苏联与中国的访问学者络绎于途，他们的造访，使我们对西方市场经济与东方计划经济两者的基本差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推动建立国际模型
在分别为各种不同的形态的经济体——OECD国家、一些不发达国家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建构模型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建构国际经济体系的模型。1967年在一次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经济稳定与成长小组举办的会议上，我曾建议透过一项合作方案来应对逐渐增加的国际性经济问题，而类似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方案，是可供参考的设计。如果我们以各国的代表取代原先的各个部门代表，就可以为世界经济主要研究单位整合出一套一惯性的系统。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一开始是希望由OECD来进行这样的工作。1967年，我们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会议，主题颇为冲动——“景气循环已经过时了吗？”还好，我们确认景气循环持续存在，但对开始建构模型以利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尚未能成功地达成共识。不过，这次的会议却让我们建立了一些持久的关系，对未来的发展相当有助益。
1968年夏天，我正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程，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小额赞助下，我与希克曼（Betr Hickman）、戈登（Aaron Gordon）在斯坦福共组了一个团队，成员是OECD国家中建构国际经济模型的专家。我们决定推动一项新的专案研究计划，将国际经济的传动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建立模型。初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支持，由龙博格（Rudolf Rhomberg）积极参与，而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支持。
这是不折不扣的团队工作。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模型建构专家以及国际经济学者齐聚一堂，在初步会议上交换意见，他们了解这是值得研究的专案，但并不确切知道究竟该如何进行。透过积极的团体讨论与个别分析，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些方法与目标。经过这样的互动与努力，我们孕育出名为LINK的专案，即“国家经济模型的国际连结”（The International Linkage of National Economic Models）。在往后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里，该项计划仍在持续运作，并寻求突破。
我们很早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将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的兴趣是对OECD国家进行相关的经济分析，然而联合国方面对上述专案的支持者，则持续敦促我们要关注发展中国家。LINK专案开始时涵盖十三个OECD国家、四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之后持续扩大为包括七十二个国家或地区——涵盖所有OECD国家、大部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这项模型建构工程的协调整合工作，其繁杂的程度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目前正在费城从事把每一个片段结合起来的工作。但每一个别部分仍然可以单独存在。
在这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成功地导人浮动汇率、处理石油价格变动的问题、纳入新的国家特质、引进初级商品、修正难以计数的运算程度，也透过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解决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至于资本流量分析、各国之间政策的协调以及最适控制（optimal control）方式，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经由上述说明，大家很容易看出在我的计划经济研究与应用中，电脑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这方面的故事尚未终了。许多有趣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推陈出新。目前，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1）用微电脑来处理传统的计划经济问题。如此必须大幅缩减系统的规模，以适应桌上型电脑有限的处理能力；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的限制正逐步消失中。不过，若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仍然需要加以精简，使其规模能契合目前这一代微电脑的处理能力。（2）合作运算，即将传统电脑连线为一个网络，以同步运算；LINK系统就是一个很理想的测试个案。（3）运用超级电脑（supercomputer）来适应规模不断扩大的LINK系统之需，到目前为止，该系统已包括15000条以上的动态非线性方程式。
在各个营利性计量经济研究中心、官方的单位及一些大学的研究中心不断提出改良的版本后，布鲁金斯模型已自动退位，同样地，LINK专案有一天也可能会丧失既有的光芒。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有自己的多国模型，而OECD、日本的经济企划厅、欧洲共同市场以及华顿计量经济中心等也是如此。在1968年尚属成败未定的研究方向，如今已是分析世界经济时常会重复运作的工具。
与亚洲国家的交流
我在1970年前往东欧及苏联时，他们刚成立的研究单位正开始着手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建构。我尽力帮助他们，因此在宾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华顿计划经济中心都有许多前来受训的学员。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有点不同。1978年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在1980年秋接受国家科学院的赞助，率领一组经济学者造访当地，希望建立学术交流。接续此次的访问，我个人又在1980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了一次计量经济的暑期研习会。此后，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也来到费城。尽管进展极为有限，但为LINK建构中国模型，并维持运作，总算有了好的开始。我们原已有自己的中国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Laurence Lau）所建立的。1984年，我再度造访中国，继续讲授计量经济方法，并鼓励他们加入LINK专案。1982年-1983年，我们在中国台湾地区就建构和LINK相容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后来，我们陆续在马尼拉（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及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合作〕、曼谷（与联合国亚大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合作）、新德里［与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合作）等地，和当地的经济学家开会讨论，努力使整个远东地区都有良好的LINK模型。
以上说明了我四十年来在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上所作的努力，至于政治面或是通俗性的工作则未提及。事实上，1976年我曾担任卡特总统经济任务小组的召集人。在卡特任内，我对白宫的各项经济事务给予襄助。对宾夕法尼亚州长夏菩（Mition Shapp）及费城市长古德（W．Wilson Goode），我也提供类似的帮忙。这些经验让我学到很多。我稍稍了解如何和媒体打交道，维持公共形象，以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取舍。这些经验都非常有趣，我也很高兴有这些机会，但我个人最感自在的仍是在学术界，也就是从事前面所提及的种种研究活动。
至于通俗性的写作方面，我仍继续为《洛杉肌时报》（Los Angeles Times）定期撰写专栏，而在《新闻周刊》（Newsweek）、《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以及法国的《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vateur）等，也都有定期撰稿。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曾在1954年原文连图表刊登我的文章，而我目前和《洛杉机时报》也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但是我对在媒体撰写通俗性文章的感受和我前面提过对政治事务的感受相同：我相信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其价值是任何其他事都无从取代的，而且我还是以学术领域的写作最为自在。
[b]第三章 阿罗（Kenneth J．Arrow）[/b]
获奖年度1972年
演讲日期1984年11月5日
出生日期1921年8月23日
学历
1940年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New York）学士
1941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1951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经历
1948年-1949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9年-1950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师
1950年-1953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副教授
1953年-1956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1953年-1968年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统计学与作业研究教授
1966年秋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客座教授
1963年-1964年，1970年，1973年 剑桥邱吉尔学院研究员
1968年-1974年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1974年-1979年 哈佛大学柯南特讲座教授（James Bryant Conant University Professor）
1979年-斯坦福大学堪内经济学教授（Joan Kenney Professor of Economics），作业研究教授
1981年-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特约高级研究员
重要著作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僵》（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存货与生产的数学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ventory and Production），及卡林（S．Karlin）与史卡夫（H．Scarf）合著。
《公共投资、报酬率写最适财政政策》（Public investment，the Rate of Return，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与喀西（M．Kurz）合著《风险承担理论论文集》（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
《组织的极限》（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剖析自己并不是令人舒坦的事。一方面企图全力表现自我最佳的一面，一方又担心名不副实，两者之间的分寸实在不易拿捏。在此，我愿意矢志追随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位卓越的真象追求者的训示，这是他在也许是唯一一次表现得过度谦虚时所说的话：“我亲爱的华生，我绝对不能同意将所谓谦虚与其他的美德并列。服膺逻辑思维的人，对所有的事都应该实事求是，贬抑自己与自我夸大，同样都是背离了真理。”〔见〈希腊翻译员〉（The Greek Interpreter）〕
回忆的盲点
我们在回顾时，并不能宣称对自己的一生无所不知。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知识积累，我都不敢说自己完全了解曾经影响过我的所有力量。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各位就可以发现，我目前仍然无法重建自己的思想与兴趣在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因素。当重新阅读以前所写的学术论文时，我偶尔会察觉到自己的记忆多少有一些错误。其实，参与这一系列演讲的主讲者，都被要求担任他们自己的历史学者或传记作家；然而，就像所有的历史学者或是传记作家一样，他们偶尔也会犯错。如果这些回忆能够和文献记录相互印证，就应该值得信赖。否则，诸如主讲者个人单独与闻之事，只能视为不尽完美可信的证据。
我一直对经济思想史有浓厚的兴趣。过去几年也教授这门课程。我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新观念的发展中，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经济学家的个人成长历史与阶级背景是重要的因素。然而，实际的状况并非如此。以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相当成功的生意人，或许说他是高明的股票投机客更为恰当；小弥尔（John Stuart Mill）则从小就被严父培养为知识分子。尽管两人的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经济理论却非常近似。无可讳言的，教育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影响程度愈来愈深远，因为今天的经济学，和其他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一样，早已成为一项专业的学问。再者，个人的才智与兴趣，也可能影响经济学的专攻方向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似乎没有证据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人格特质，会在他所引介的新观念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因此，我接下来只对个人的出生背景作简要的介绍。我父母双方的家庭皆是外国移民，在1900年左右来到美国，并在纽约安定下来。双亲来自贫穷的家庭，而母亲的家庭则是勤奋而业绩平平的商人。他们两人都非常聪明，家母是高中毕业，家父则是大专毕业。家父年轻之时，经营事业可说一帆风顺，因此我10岁之前生活非常舒适，而更重要的是，家里有许多好书。后来，经济大恐慌使家父的事业一败涂地，大概有十年的光景，我们的家境是一贫如洗。
我在年幼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资赋优异。我几乎无书不读，并且渴望将自己的理解加以系统化。举历史为例，在我的想法里头，历史并不仅仅是一难日期与一些生动的故事，我将之视为一个序列，从一个事件中不断产生下一个事件。这种秩序感在我高中与大学的阶段逐渐成型，导致我对数学与数理逻辑产生浓厚兴趣。
由统计学入手
整体来说，我在小学及中学表现优秀。到了大学，由于家境贫寒，我仅能选择纽约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就读。该校自1847年以来，就受纽约市政府补助而不收学杂费。迫于经济因素而不得不来此就读的优秀学生，可以说比比皆是，因此学生的平均素质相当高。在师资方面，一般来说都能胜任其职，有些更是相当杰出。老师们均以育英才作为职责，我从中获益颇多。因为担心失业，我选修了一些较实用的课程，例如高中教学、保险精算以及统计学等作为辅修的学科，毕竟我有兴趣的数学与逻辑等较抽象的科目，对就业的助益不大。没有料到，修习统计学却对我个人经济学的生涯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透过文献附注中提及的资料来源，使我对快速发展中的数理统计学有了更多的了解。数理统计学为统计实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带来了全面性的改变。1940年我大学毕业后，无法在高中谋得教职，于是决定进入研究所攻读统计。当时统计学还未成为独立的科系，教授数理统计课程的地方也是凤毛磷角。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统计学大师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门下。霍特林的正式职位是隶属于经济系，也写过若干在经济理论上相当有分量的报告。我在修习他的数理统计时，了解自己已找到了专长所在。
当时，霍特林乃至整个经济系都曾给我有力的精神支持，然而，除了霍特林以外，并没有人对经济理论投入多大的关注，这一点倒是满令人讶异。当时，经济系把重点摆在实证面与制度面的分析，而系里的支持就表现在最具体也最必要的方式上——提供高额的奖助学金。在这种背景下，我学习经济理论的方法，也和学习其他很多学间相同，是透过阅读而来的。就我个人的状况，我相信自修远比上课听讲有效。在经济学的领域使用数学作为工具虽然说由来已久，但当时仍只局限于少数的一批人。透过精挑细选的阅读，我能选择自己的老师，而且还的确选得很好呢！
我虽然成绩优秀，但自感原创力不足。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发生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一篇博士论文受到认可，有种种可能的情况，不过当时我在意的，是符合老师的期望，同时为自己做件不平凡的事。然而，这种责任感不但没有带来激励作用，反而有破坏性的效果。此外，四年的服役经验虽然有趣，又更耽搁了个人实现抱负的决心。我放弃了一系列中途告吹的研究构想，看来全都是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但最后却终于累积成社会选择理论（theory of social choice），也就是我第一项重要的成就。
开创社会选择理论
接下来，我要将这项贡献的源起作比较明确的交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呈现一般性经济思想如何与我个人的专长产生互动。社会选择和后面会提到我的其他研究领域有一项显著的不同之处，它可说是全新的课题，先前几乎没有人分析过。那些其他领域已经见诸文献上相当程度的讨论，我的角色只是引进新的分析方法或提供新的观点，但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我提出，而我也作了部分解答。
比较先进的经济理论学者都主张，各种架构中的经济行为，都系在有限的选择方案中从事本质上理性的抉择。例如，家计单位从不同种类的财货组合中作选择，这些组合乃是它们在当前的物价水准以及可支配所得下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而厂商方面，除了在固定的产出水准下就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作出选择，也要在不同的生产水准间作出选择。认为选择行为是理性的经济学者，诸如霍特霖、希克斯以及萨缪尔森等都认为，对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案，选择者可以排列先后顺序。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可能方案中，不论是技术上可行的各种生产方式，或是家计单位在预算限制下可以购买的商品组合，从事选择的人都会从中选出顺位最高的方案。
当我们说这些选择方案是按照偏好排列顺序时，其涵义相当明确。第一，任何两组选择方案都可以相互比较，选择的人可能会偏好其一，或对两者的喜好程度一致。第二，方案的排列顺序有一贯性。假设有A、B、c三种方案，如果对A的喜好大于B，而B又大于C则我们会认为A与C比较时，必然是A较受青睐。这项特性称为递移性（transitivity）。
虽然这项选择理论最初是用于经济分析，但显然在许多其他领域也都可以应用。霍特林、冯纽曼、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熊彼特（Josenh Schumpeter），都曾主张将这套理论应用到政治选择方面，像是对选择候选人的选择以及对法案的选择等等。投票可视为将个别选民对候选人或其政见的偏好加总，而汇集为所谓的社会选择。
我最初是在经济架构之中面对这个问题。我观察到，大企业并不是个人，而（至少在理论上）应该要能反映出众多股东的意志。可以确定的是，股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但是，利润是取决于未来的营运状况，而股东对未来的状况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假设公司必须从不同的投资方案中作选择时，每一位股东都会各自根据对利润的预期而排列各项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不同的股东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因此他们排列出来的投资方案顺序自然可能大异其趣。我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是采用由公司制定的正式投票规则。假如有A与B两种投资政策，被选上的必定是大多数股权所支持的一种。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大部分都会碰到两种以上的选择方案。为了简单说明起见，假设有A、B、C三项方案。最自然的作法，就从王者当中选出一个大多数股东认为优于其他两者的方案。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所考虑的是公司政策，我们也许可以说，该公司能把所有的投资方案排列顺序，再选出最好的一项。然而，由于公司的决策不外是反映股东的想法，公司所排出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按照个别股东所排列的顺序而建构出来的。假如大部分的股权都支持第一案，而反对第二案，我们可以说公司偏好第一案。
投票的矛盾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种令人困扰的现象。A受到的支持度高于B，而B又高于C，但A和C相比较时，反而是C的支持度比A略胜一筹。换句话说，多数决投票（majority voting），并不一定会具备我刚才提到的递移性。
在此以选择为例来说明，假如有A、B、C、三位候选人，同时也有三位选民。第一位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是A优于B，B又优于C。我们假设个别选民对候选人的）顺序排列存在递移性，则第一位选民偏好是A优于c。假设第二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B优于C，C又优于A，因此他对B的喜好应胜于A。而第三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C优于A，A又优于B。那么对第一位选举人和第三位选民而言，都是A优于B，因此在实行多数决的情况下，A和B之间的选择将是由A获选。同样地，第一位和第二位选民都认为B优于C。如果递移性存在，则A应该会胜过C。但实际的状况是，第二位及第三位选民却都较偏好C而不是A，所以产生无递移性（intransitivity），有时也称为投票的矛盾（Paradox of voting）。当然，这种无法递移的特性不必然会产生，而要看投票人的偏好而定。重点是，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pairwise majority voting）制度，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能产生出一个排列顺序。
我认为这样的观察一定也有其他人作过，事实上，我好像曾在哪里听到过。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是否的确听过。但不管如何，这种想法确实使我放弃这方面的研究，转而投入其他的课题。
大约一年后，我又不经意地注意到投票的问题。我发现，在某些特殊但非完全不自然的条件下，我先前发现的投票的矛盾可能不会发生。我认为这值得撰文探讨。但我在着手之际看到一本期刊，发现其中有篇英国经济学者布拉克（Duncan Black）的文章，提出了和我相同的想法。其实布拉克和我所发现的结果，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来随时都可能被提出，而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几乎在同时想到，这点巧合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解释。
对科学研究者而言，率先有所发现是一项激励，反之，结果若可预知，则令人泄气。因此，我再度放弃有关投票行为的研究，转而探讨一些重要但较不具吸引力的课题，不过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我偶然被问到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中足以显示，这方面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重新研究。当时，新的赛局理论（theorg of games）被应用到军事与外交的冲突上。在这项应用中，国家被视为理性的行为者。然而，既然国家是由偏好顺序不同的个人所集结而成，那么上述的观点如何能成立呢？因为根据个人先前所作的研究，如果采用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那么根据人民的偏好顺序，不一定能导出整个国家的优先顺序。
由个人偏好到社会选择
是否可能找出其他的方法加总个人的偏好顺序，以形成社会的偏好顺序？也就是说，在不同方案间所作的选择具有递移性。经过数周深入的思考，我总算对这个问题找到了清楚的解答。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加总个人偏好顺序而产生社会选择，而且社会选择也符合某些非常自然的条件，总会存在一些个人偏好顺序，让社会选择不具递移性，就像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
由于受过逻辑的训练，我能清晰地阐述问题，避免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不过，我并没有使用到任何高深的数理逻辑概念。
这项研究成果迅速引起各方注意。另外一项附带的收获，是我由一些人士来函得知了早期相关的文献。事实上，多数决投票的矛盾，早在1785年就已由法国人康陀塞侯爵（Marquis du Condorcet）提出！但尔后就不见后续探讨的文献。大约在1860年时，有人曾考虑到投票的矛盾，一面对如何在牛津办理选举提出建议，不过，这些建议方案并未出版。当时一位名为道奇生（Charles L．Dodgson）的数学家曾宣扬过这些方案。道奇生为同事之女爱丽丝·李戴尔（Alice Lidell）写了著名的童话《爱丽丝梦游奇境》，只是在出版时用了卡洛尔（Lewis Carroll）为笔名。已出版的社会选择报告中，唯一堪称重要的一篇刊登于1882年一本鲜为人知的澳洲期刊上。就我个人的了解，几乎没有其他研究主题像社会选择这样历史间断而零散。
但后来的情势却完全改观，相关文献之多，几乎可用爆炸来形容。最近的一项调查，虽然不刻意强调资料搜集的完整性，仍然列出了600篇以上的参考文献，甚至出现了一本完全探讨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相关议题的期刊。
社会选择理论与经济选择理论的平行发展相当重要，但它与过去的研究则甚少直接关联。至于个人另外的两项贡献，与当前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又有不同的关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中之一是有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这项理论所演绎的观点看似简单，却不易了解。在经济体系内，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我们且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30年代，由于得克萨斯州及波斯湾地区发现了石油，油价变得非常低廉。许多家庭在热能或能源的消费上，从煤改成石油，因此减少了对煤的需求，连带也降低了煤矿工人的就业水准。炼油厂迅速扩张，雇用了更多的劳工。同样地，由于炼油涉及复杂的化学程序，产生对炼油机器设备的需求，从而又导致对专业化学工程师以及钢铁的需求。油价便宜了，汽车的购买与使用也更为普遍。没有铁路经过但公路可达的观光地区，开始涌入大量的旅客，铁路运输却开始衰退。这里每一项变动，都会引发其他的变化，而这些后续的变化又回过头来影响石油的需求与供给。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上面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任何一项产品的需求是受到所有产品价格的影响——包括劳力与资本服务的价格，也就是工资与利润。同样地，任何一项产品的供给，包括劳力或资本的供给，也是受到所有商品价格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各种产品与劳务目前的价格水准呢？在经济学上常用的假说就是均衡（equilibrum）的概念。现行的价格，就是使市场上供给等于需求的价格。这样的假说，就像经济学里头许多其他的假说，或自然科学的假说一样，实际上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准，但是却是非常有用的近似说法。如果和那些过分夸大均衡存在的人比起来，把这种近似说法完全弃置不顾反倒更背离真实。
经济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eon Walras）在1874年率先提出较完整的架构。不过，当时要运用此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仍有困难，而且数学训练不足的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直到30年代，经济学界才重拾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其中又以希克斯所作的精辟阐释与推展居功至伟。本人有幸于1972年与他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
但是，还有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一般均衡理论主张，各项商品的价格，是由解一大组方程式而求出的，每一条方程式都代表个别商品市场上的供给等于需求。然而，这些方程式是否必然有单一解存在？假如没有，那么一般均衡理论不可能永远为真。事实上，大概在1932年，一些德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即指出，这些方程式不一定有一个有意义的解。维也纳的银行家史列辛格（Karl Schlesinger）在大学时主修经济学，之后也一直对经济学的发展相当关注，他认为前述的困难主要是源于某项细微的误解，其实一般均衡的存在应该可以证明。他聘请瓦德这位年轻的数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瓦德提出一般均衡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些条件并不容易解释）存在的证明。事实上，对照后来的相关研究，他们设定的条件似乎太过严苛。即使如此，整个证明的过程仍是相当困难的。
为一般均衡求解
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重大浩劫也影响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史列辛格原本坚信奥地利不致沦入希特勒的魔掌，等到噩梦成真，他随即自杀身亡。而瓦德则逃过此劫，并且来到了美国，他的兴趣领域也转移到数理统计。他正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我也不知自己是如何得知一般均衡存在与否这个有待解开的问题。不过还记得我曾问过瓦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他只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既然他在数学上的能力远胜于我，我听了自然觉得很泄气。
由于某一领域的发展而促成了另一个领域的发展，在科学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当时，赛局理论正迅速发展。数学家纳什（John Nash）证明的一项理论，在我看来与竞争性均衡存在与否的问题有许多相通之处。我借用并修正纳什所发展的数学工具，终于能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界定一般均衡的方程式组将会有解。
其实，这里头并不只是数学的问题而已，还牵涉到怎样更清楚地说明一般均衡系统。正如史列辛格已经做过的部分努力，我们有必要将所作的假设更进一步地弄清，在这项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
从前面的说明，大家应当可以了解，能证明均衡的存在，是因为经济学及数学这两门学科的理论不断进步发展，而我当然也不是唯一提出证明的学者。事实上，就在我着手撰写研究成果之际，我得知德布雷（Gerard Debreu）——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独立地获得基本上相同的研究成果。于是，我们决定联合发表研究结果。就在我们的论文公诸于世之前，第三位经济学家麦肯西（Lionel McKenzie）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走的是类似的但不完全一样的路线。
在科学的世界里，重复发现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原因也大同小异。由不同动机所带动的相关领域发展，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发展既然公诸于大众，所以各方学者都能加以运用，重复发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一项新的发现，能够成为第一位发现者或是济身首批发现者之列，当然颇令人满足。不过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说，即使没有我的投入，显然它的发展也不致有什么不同。
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尽管一般均衡的存在理论看来相当抽象化及数学化，但日后却变得相当有用。除了促成一般均衡理论在特定经济问题上的应用，也让大家对所谓“一般均衡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是体认到，某一项特定的经济变动将会造成比最初变动更为深远的影响。史卡夫（Herbert Scarf）更指出，如果把证明的方法作适当的修正，可以找出如何实地求出一般均衡系统的解。此一方法已经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政策问题上：关税、公司所得税、社会福利措施的改变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
接下来，我要说明个人的第三项贡献，即针对不同经济主体（economic agents）的资讯差异，探讨其经济上的意义。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源自思考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是医疗组织的问题；但研究的奠基则靠我对数理统计的研究，还有早期从事风险承担经济学（economics of risk bearing）的理论研究，再加上其他学者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我在这方面的贡献，并不像前面的两项那样偏向具体明确的技术性成就，而是提出新的观点，将经济理论重新界定。
条件性合约
一般均衡理论和绝大部分1950年前发展的经济理论一样，都假定所有的经济主体均在确定的情况下运作。也就是说，所有的家庭、厂商、投资人等，都正确无误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或至少是看来如此。因此我们假设，生产者都知道在特定的投入下，将会有多少的产出；而投资人也知道他们计划出售的商品在未来的价格水准如何。
在此，我并非暗示经济学者都是如此愚蠢，以致不了解真实的经济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也并不认为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不晓得这种状况。事实上，有些文献即清楚地指出，许多经济行为只有在假设经济个体已充分了解确定性的存在，才能有合理的解释。例如，投资人持有多元的投资组合以及购买保险等。然而，将不确定性与标准经济理论——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加以整合的通论仍然付诸阙加。对此我逐引介了条件性合约（contingent contracts）概念，意指当某种可能的情况发生时，提供特定财货或金钱的合约。我所说明的，是所有能意识到的风险都可以保险。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勾勒轮廓，后续扩大及深入的研究则是由戴布鲁来接手。这个观念本身虽简单，却谈得上是创见。
该项研究已经成为一项标准的分析工具，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条件性合约可视为理想体系的蓝本，可用于与真实世界有关风险承担与风险转移的方法相互比较。很显然地，从实证的观点来看，真实世界中风险转移的机会，并不像我模型中所预测的那么多。在一开始时，我找不出特别的原因来解释这样的差异。
多年之后，总算豁然开朗。当时，福特基金会邀请我从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医疗保健。我首先对有关的实证文献作了一番整理。根据我的理论背景，我发现当时针对这项高额的财务风险所承作的保险相当不足。事实上，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民间部门的保险，在当时都已有大幅的扩张。不过，我很快了解到，要达到充分的保险还存有障碍。对医疗保健支出提供的保险会诱发过度消费，导致支出超过实际必要的所需。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原则？以保险来应付不确定性这个概念，并没有充分反应实际状况，也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不确定性。被保险人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了解，当然比保险人（保险公司）来得深入。每个人拥有的资讯不同，在任何经济体系内都是一项关键因素，并非只限于医疗保险。
资讯的差异
再举佃农这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假如地主雇用某人在农场上工作，该名农工在所得固定的情况下，缺乏诱因全力以赴。假如地主对该名工人的工作情况完全掌握，自然可以据此来指挥工人。但是，要取得这样充分的资讯，地主势必得花费相当精力亲自督导监控。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地主和农工双方将有不同的资讯，生产将无法充分发挥效率。另一种极端的作法，则是把土地以固定的金额出租，那么就可以给工人（在本例为佃农）非常大的诱因。但是，不要忘记农业也是一高风险的事业，最贫穷的农人可能根本无法承受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分粮（sharecropping）这种折衷的形式才会兴起。这种方式削弱而非消灭工作的诱因，承担了部分而非全部的风险。类似的观念也可沿用到健康保险上，大部分的健康保险都有所谓的共同保险（coinsurance），将风险作部分分摊，但病人仍多少有节约的诱因。
这项研究的主旨可以很扼要地说明如下：资讯的差异性普遍存在于经济体系里头，